长期以来，附着在城乡户籍之上的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赔偿等方面的利益关系已经盘根错节，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需要对一系列与户籍相关的配套制度进行同步改革。改革的配套性如何，决定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效。从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地方政府的财力基础等实际情况出发，应鼓励各地通过降低落户门槛和与户籍脱钩并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已在城镇稳定就业、稳定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应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转为市民;对于市民化能力较弱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较高的地区，应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相关福利与户籍脱钩，逐步让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

　　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的落户条件。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把住房和收入来源或职业作为很基本的“落户”条件是合理的，但今后对“住房”和“职业”内涵的界定应更宽松。“住房”应是具有一定面积的住房，不考虑住房的来源，只考虑是否能够长期居住，可以用产权证、购房合同、租赁契约、借住证明等作为能够长期居住的依据。证明“职业”的方法可以是劳动合同，也可以是工商营业执照，还可以是纳税的收据。对于农村人口到小城镇落户，“职业”的界定可以更松一些。大城市也要积极稳妥地探索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办法，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中等以上学历者，应优先准予落户。

　　第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突出阶段性重点，有序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根据不同农民工的意愿，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根据流动程度的大小，可将农民工划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农民工即间歇性或季节性在城镇务工，仍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或务工、务农并重。二是常年在城市打工，但又具有一定流动性(主要是春节返乡)的农民工，在城里有相对稳定的职业、收入和居住地。三是基本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即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收入相对稳定。第一类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弱，政策重点是鼓励其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并保障其劳动权益。第二类农民工以新生代为主，市民化意愿较强但市民化能力较弱，政策重点是梯度赋权，优先解决住房问题，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第三类农民工，大多是举家外出，市民化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强，政策重点是鼓励落户，优先解决子女升学问题，促进其家庭融入城市社区。

　　第三，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各地教育发展规划予以统筹安排。流入地政府应在继续贯彻落实“两为主”方针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实施“两个全部纳入”政策：将包含农民工子女在内的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发展经费全部纳入财政保障范畴。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不多或较少的城市，应要求流入地政府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较大的城市，应坚持公办与民办学校“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大力推动公办学校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也要适度发展民办教育作为必要的补充，按民办学校招生人数提供义务教育补贴，加强教学管理，切实提高民办学校教育质量。

　　适应农民工的需求，探索中、高考制度改革。可借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的做法，对高中阶段教育也实行专项奖励。建立全国联网的中小学学籍管理信息网络，在省际、市际根据农民工子女流入流出情况合理调配招生指标，创造条件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务工地参加高考和中考。探索“高职高专完全自主招生”模式，高职高专院校不受考生的户籍限制，接受考生的入学申请，自主招生。

　　第四，大力实施“员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三融合工程，夯实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

　　大力推动和谐企业建设，让农民工自身融入企业。一方面，企业要适应农民工市民化的大趋势，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新形势，合理承担市民化成本，实行人本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其敬业爱岗的精神。同时，还要强化和谐企业机制建设，健全工资协商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农民工加入工会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在劳动合同、劳动工资、劳动条件和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

　　切实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教育，让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应规定所有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校都不得以“农民工子女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等命名，不得在学校内单设农民工子女班。学校要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统一管理、统一编班、统一教学、统一安排活动，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注重因材施教，加强对农民工子女良好学习、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

　　构建以城市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让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向农民工平等开放，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面向农民工广泛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逐步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农民工的利益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第四，健全多层次的财政投入机制和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以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健全中央对跨省迁移农民工集中地区稳定、长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这些地区在农民工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以及住房保障方面的支出补助。在科学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之间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成本，企业要承担社会保障、住房补贴等方面成本，农民工个人也要承担部分社会保障、住房支出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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