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四：旅游与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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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旅游扶贫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扶贫，效率高、成本低。旅游扶贫是在具有一定旅游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市场基础的贫困地区，通过开发旅游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产业扶贫开发方式。旅游扶贫通过旅游渠道，将先发地区的消费吸引到贫困地区，实现国民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将财富通过旅游渠道从先富起来的人群转移到贫困人群，实现先富带后富。从实践看，很多旅游扶贫点投资规模并不很大，不少就是将农牧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房屋、田园稍加修葺即可成为旅游接待设施。我们在四川、贵州等西部一些地区了解到，简单改造一户10张床位的农家乐，只需要不到10万元的投入，但一天经营收入可以达到1000多元，不到两年即可收回成本。随着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国内旅游需求快速增长，许许多多昔日偏僻的贫困乡村，随着外部交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的开通，以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迅速成长为新兴旅游目的地，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旅游扶贫优势由此不断凸显。

　　(二)旅游扶贫是造血式扶贫，可以由脱贫直接跃升到致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旅游扶贫不是简单的、单方面的给钱给物帮扶，而是开发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形成特色旅游产品，构建旅游产业链，吸引外部旅游消费市场，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地参与旅游经营服务实现脱贫的开发式、产业化扶贫方式，因而具有明显的培育优势产业、增强发展能力的造血功能。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的状态，旅游扶贫只要开发适当，就可以取得开发一个景区带火一片贫困乡村的效果。我很近考察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口的白河乡芝麻南岸羌族村。几年前，这里的居民还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上生产生活，唯一的收入是种点青稞等地产农作物，采用小生产方式。2009年灾后重建中，他们走下山来，开始依托靠近九寨沟的旅游区参与旅游公司从事旅游经营，6年间收入水平增长了近10倍，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一举从贫困迈入小康，部分农家乐经营户的年收入超过20万元，这在几年前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三)旅游扶贫是广泛受益的扶贫，带动性强、覆盖面宽。旅游业产业链长、产业面广， “一业兴、百业旺”。与许多产业相比，旅游就业容量大、门槛较低、层次多、方式灵活，人民群众的参与面广、受益面大，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巨大潜能。在一些贫困地区，全村“同吃旅游饭、同步奔小康”的现象屡见不鲜。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村依托自身山水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家庭平均收入由种田人均2000元左右增加到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现在肇兴村共开设农家餐馆39家，每天接待就餐4300多人次，客栈82家，客房1500余间，仅此两项就解决了近1000人就业。同时，村寨中还有300余人专门从事侗布生产，每年生产侗布3万余匹，仅侗族服装店就有9家，每人年均收入达到5万余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旅游扶贫、旅游致富中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

　　(四)旅游扶贫是物质和精神“双扶贫”，持续性强、返贫率低。大量事实说明，贫困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人口素质的贫乏和精神的困乏。“扶贫先扶智”。旅游扶贫不仅送来财富，带来物质上的脱贫，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不同文化素质和不同思想观念。人们的面对面交流，带动贫困人群精神上的脱贫，因而是物质和精神“双脱贫”。实施旅游扶贫，实际上是为贫困地区居民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外界的新观念新思维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夹带着一些负面的东西)通过旅游渠道迅速涌入偏远的贫困地区，使当地千百年封闭、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迅速被洗礼、冲刷、淘汰、瓦解和替代。就拿厕所来说，千百年来农村厕所“脏乱差”、随地大小便更是司空见惯。而发展旅游后，大家都自动改造厕所，明显地改变着传统的如厕习惯，逐步走向文明如厕。

　　(五)旅游扶贫是富有尊严的扶贫，利于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与社会救助等帮扶方式相比，旅游扶贫是贫困人群、贫困家庭用自身的辛苦劳动向游客提供旅游服务，或将自家的房屋、土地、农副土特产品等自有资产向游客出租出售，依法取得收益，公平获得报酬，而不是靠别人施舍、救助，是一种平等的、有尊严的脱贫方式。旅游扶贫给群众带来广泛的发展和人生出彩的机会，能真正让贫困群众有参与感、成就感、尊严感，真正走出“等、靠、要”越扶越贫的怪圈、死圈，并在脱贫致富中不断增强幸福感和自尊自强的意识。这对于贫困群众、贫困家庭、贫困地区的长远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真脱贫，不返贫，真正阻止了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六)旅游扶贫是促进和谐的扶贫，利于社会稳定、生态文明。与外出打工实现脱贫相比，旅游扶贫让贫困人群既不离乡又不离土，避免了土地荒废、产业空心、夫妻分居、劳燕分飞、“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困扰社会的问题，是一种促进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扶贫方式。旅游扶贫不仅促进本民族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更有利于促进民族交融。在新疆吐鲁番考察乡村旅游和农家乐时，我了解到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过去推广双语学习很困难，花了不少力气，收效甚微。现在由于发展旅游，很多村民主动地学习汉语，有的还开始学起外语。这是因为这些村民通过旅游得到了实惠，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深刻道理。旅游扶贫，还可以让贫困乡村沉淀千年的文化和留存万年的生态穿越时空，串起百业，汇聚万众，激发出城乡亿万民众参与旅游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热情。

　　(七)旅游扶贫是促进国际交流的扶贫，利于增进国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给力世界和平。旅游扶贫，既是展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成就的窗口，也便于国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居民的交流，加深相互了解，这对世界和平也是有利的。对国人来说，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视野;对境外游客而言，为他们提供了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乡村的机遇。这种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是普通的宣传所难以替代和企及的。

　　从我国旅游促进扶贫的发展历程和实践成果来看，旅游促进扶贫主要有五种方式：

　　一是直接参与旅游经营。贫困地区居民依托山清水秀的特色旅游资源，直接开办农家乐和经营乡村旅馆，成为第三产业的经营业主，极大地增加非农劳动收入从而脱贫致富。如河南滦县的重渡沟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400多元增长到2014年的2.75万元，15年增长了60多倍。像这种农家乐和乡村旅馆全国已经超过190万家，形成了10万个乡村旅游特色村，年营业收入达3200亿元。

　　二是在乡村旅游经营户中参与接待服务，取得农业收入之外的其他劳务收入。据山东、陕西、福建、宁夏等省区测算，一个普通村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接待服务，平均每年可增收1-2万元。2014年全国乡村旅游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1亿人次，至少有超过3300万农民通过参与旅游服务而受益。

　　三是出售自家农副土特产品获得收入，也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了销售价格。如广西大新县明仕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使“明仕香米”市场销售价达7元/公斤，火龙果可卖到10元/斤，仅消耗烤乳猪就超过3万只，羊上百只，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蔬果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畜牧业等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四是通过参加乡村旅游合作社和土地流转获得租金。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西部山区得益于“洋家乐”乡村旅游业态的发展，农民农房出租均价达到每年每户3.5万元，很高7万元。

　　五是通过资金、人力、土地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获取入股分红。如陕西的梁家河村，与陕旅集团合作成立延川县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解决村民就业110人，带动了164人脱贫致富，今年游客将达到60万人次，农民纯收入达到1.5万元。

　　——实施旅游扶贫 助力全面小康国家旅游局局长 李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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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让各项规章制度“通上电”，提高违法成本，就是这些受到警告或者被摘牌的景区后期整改的核心任务。

　　一者，旅游监管部门要积极作为。国家旅游局对部分5A景区实施明察暗访，推动了5A景区“能上能下”的动态化管理。相比以往的“只上不下”，能给景区管理者持续施加压力，做到申报前申报后一个样。此外，国家旅游局此举也给地方旅游部门做出了表率。一些地方的旅游监管部门，对其辖区景点存在的问题其实心知肚明，但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作为、假作为，乱象就在监管人员眼皮底下发生着。拿出动真格的态度进行明察暗访，试问这些乱象哪还有生存的空间?

　　二者，俗话说旅游分为行、住、玩、购等多方面，要规范旅游市场的秩序，也需要形成多方合力，加强监管力量。眼下，很多地方旅游监管力量分散，缺少统筹和联动。比如单是一个旅游商店，就涉及物价、工商、环卫等多个部门，各自为战往往事倍功半。尤其是像三亚、西安等旅游重镇，更要以旅游为核心统筹多方力量。比如不久前三亚就成立了全国首支旅游警察队伍，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成立后，黄金周期间已经查处案件30起，行政拘留30人，公安部门对旅游市场的监管实现了常态化、制度化。

　　三者，地方政府应建立对游客投诉的快速反应机制。实事求是地说，餐饮乱收费、坐车不打表等乱象，要在短时间内将其消灭殆尽，执法难度极大。只有借助公众监督，畅通公众投诉渠道，才能帮助监管部门更快地发现问题。但眼下很多景区对游客投诉左耳进右耳出，游客只能自我安慰出门在外就得做好被人“宰”的心理准备，这其中有多少无奈!回想不久前的“青岛大虾”事件，如果在游客投诉后当地有关部门能更加快速妥善地处理好问题，不仅不会给青岛旅游留下污点，反而会赢得很多赞誉。在互联网时代，好事坏事一经社交媒体放大发酵，便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无论是景区运营单位还是相关部门，都不应有侥幸心理。(张涨)

　　——5A摘牌，对旅游乱象“很后通牒”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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